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直接限制是相对于宪法间接限制而言的, 宪法间接限制 (verfassungsmittelbare Schranken) 是针对单纯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和加强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的, [53]而宪法直接限制是针对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的。
反对再识别应属于《网络安全法》42条第2款所规定的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的其他必要措施。加拿大安大略省信息和隐私专员亦指出，去身份的信息是不能直接或间接识别个人的信息。
为了确定用于识别自然人的手段是否合理，应考虑所有客观因素，例如，识别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同时考虑到处理时可用的技术以及技术的发展。韩国规定了先行检视、移除识别符、适当评估、安全保护4个匿名化步骤。借鉴加拿大的相关规定，合同内容应包括：明确禁止再识别的尝试。【注释】 基金项目：2017年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究项目：个人信息的私法界定(2017MFXH004) 作者简介：韩旭至(1987-)，男，广东广州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网络法研究， E-mail: hanxzlaw@139.com。实际上，除2014年WP29的意见外，苏格兰法院的观点并未在欧盟法中得到普遍认可。
在公开信息的同时遵循个人信息保护义务{22}1-2。通过个人信息法律标准下识别成本、相关技术、动机以及一切可获取资源的考察，适格的匿名信息被再识别的风险是极小的。行政与法律之间的固有矛盾推动行政法的发展与变迁。
突破固有的行政区行政思维模式，以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应对为出发点，构建区域公共治理的制度平台和法治基础，这正是行政法的现实使命与发展动力。四、行政法的研究方法革新：对行政行为中心主义的超越 传统行政法以行政行为为中心，遵循法解释学的分析径路，以法律的适用与遵守为基本面向，侧重于对具体化、个案化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阐释。其次，放松规制与加强规制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区域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还是区域行政协议的缔结与履行，区域行政以区域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也会具有外部效应，对区域行政相对人产生间接的权益影响。
基于此，行政法应当将重心从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转向政府间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并对区域政府间行政的主体地位、职权配置、行为方式、行为效力等加以明确，从而推动区域行政组织法和区域行政行为法的发展。在应对区域公共问题等新型行政任务之时，在面对区域均衡、协调、平等、可持续等概括性行政目标之时，通过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传统的、正式的、类型化的行政行为去直接设定、变更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做法已经行不通。
另一方面，丰富多彩的区域一体化实践也成为推动行政法学理论更新与行政法制发展变迁的动力之源[4]（P92），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制在回应区域行政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推动行政法自身的发展变迁。行政规制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同时更应警惕政府失灵。最后，加强对区域规制者的规制。对于法的认知，罗豪才教授提出，法律有硬法和软法（soft law）两种基本形式，软硬兼施的混合法模式乃是解决我国公共问题的基本模式[11]（P3-24）。
立足于我国区域实践，区域行政规划、区域行政协议等行政行为机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硬法，但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软法治理功能。同时，这些区域行政行为方式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是尚未型式化、非正式的行政活动方式。由于行政区划上的条块分割，区域地方政府兼具利益主体、行为主体与竞争主体的多重身份，区域市场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限制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现代行政法需与时俱进地将这些新型行政行为方式纳入研究视域，剖析各类区域行政行为的产生背景与法治原理，正面回应区域行政行为的主体、程序、性质、效力等构成要素，推动区域行政行为机制的法治化。
简言之，区域行政本质上是区域政府间的内部行政。基于此，协作行政是区域行政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方向。
同时，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对区域进行宏观调控，而非微观管理。构建区域治理公共制度平台和协作治理机制也成为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众所周知，行政法是以公共行政为调整对象的部门法。行政与法律间的基本矛盾——公共行政应当受到何种程度的法律规制——成为现代行政法产生、发展与变迁的动力。在静态的区域行政行为背后，往往存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等多元主体立场的沟通与碰撞，以及利益的冲突与妥协、共识的凝聚与形成、政策工具的比较与选择、政策内容的决策与执行等动态行政过程。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协调与合作成为区域行政关系的内容主线。（二）行政过程论与区域行政过程研究 传统行政法以行政行为为中心，妨碍了对日渐复杂化的真实行政过程和行政法律现象进行全面动态把握。（三）建构区域政府自我规制的机制 现代行政开拓众多的新活动领域，无经验可以参考，行政机关必须做出试探性的决定，积累经验，不能受法律严格限制。
以功能主义为理论支撑的回应型法主张，法律是社会调整的能动工具，应在社会需求与目的的引导下能动地回应社会，并形成社会活动的合法性基础[8]（P16-20）。与此相适应，区域政府间的协作制度与合作平台，政府间利益博弈与补偿机制，区域行政决策过程的公开与透明，社会的知情权与公众参与等问题将成为行政法的重要研究议题。
如果只是对区域行政的末端行为进行静态分析，势必难以描述真实的区域行政过程，也难以揭示区域行政的特征到规律。区域政府需要灵活运用多种行政方式来实现区域治理目标。
进入专题： 区域行政 区域一体化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为例，该规划在编制与实施过程中，既存在中央政府与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政府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也存在长三角内部两省一市以及其他区域成员政府主体之间的行政关系。
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提出：行政不限于法律的执行，行政机关还承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而一般地产生于法律委托的任务。这揭示了我国区域行政的主要特征——区域调控。伴随区域一体化进程，新型的区域行政治理机制正不断生成。行政法不能仅仅关注行政组织、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等客观要素，同时更应关注区域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政策工具与措施的选择、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等主观要素。
在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协作行政模式正在逐步生成。基于此，有必要面向我国区域行政的真实过程，借鉴行政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推动面向区域行政的行政法的发展与变迁。
因此，区域内外的社会组织、行业、企业、民众也会有意无意地卷入区域行政过程之中。但行政本身即含有行政机关做出决策和形成公共政策的成分。
区域行政无疑具有鲜明的政策属性。另一方面，行政立法积极回应区域治理的现实需求，将区域行政及时纳入行政法的规范领域。
（一）调整重心转向区域政府内部行政 传统行政法认为，全部行政法的体系都围绕着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对基本矛盾而构建，这是行政法的立基点，也是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的基本标志[14]（P206）。换言之，行政内部虽有分工，惟彼此仍应共同协作以追求国家利益。相比较而言，内部行政关系并未获得传统行政法的足够重视，内部行政并未处于与外部行政相并列的地位，这导致我国外部行政法的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成果极其丰硕，内部行政法理论成果和制度构建却非常薄弱。区域行政规划面向区域未来发展，对区域公共事项进行预先部署，增强了区域行政的目的性、计划性和可预见性。
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 15 条和《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 14 条都创设了区域合作条款，以政府规章形式为区域行政合法性提供了规范支撑第二，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要求落实法无授权不可为，将权力严格限制在宪法列举范围内，而且要求在宪法的权力负面清单中添加更多内容。
要真正理解这个道理，必须较全面地把握以下主要知识点： (一)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决定了国家权力受宪法限制 在宪法学上，民主指宪法确认并保障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或主权在民。所以，宪法不仅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也是人民向国家机关委托权力的委托书，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权力的任何行为都构成对人民权利的侵害，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
在宪法性法律中为国家机关权力设定负面清单，应该算是英国《大宪章》开的先河。[2]上述两个提法内容并无实质不同，它们所反映的是立宪国家都奉行的宪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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